2018年3月2日，何江萍照例起了个大早，今年寒假她一直住在位于北京天通苑的益童成长中心。她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前一天回家睡下都已是凌晨1点多。

玉树地震时获救的孩子

　　女生的宿舍马上要开始装修，最后一批东西这一天就要整理出来。假期结束，孩子们的演出服都该收拾起来了，等到下一个演出时期再拿出来。这里常驻的35个孩子平时都住校，大部分已经陆续回了宿舍，最后一批舞蹈特长生第二天也要返校了，正在收拾行李。

2018年，大家一起过年

　　媒体来了，她抽出时间招呼；派出所的片警来宣传安全须知，她出面接待。下午她还得赶回医院继续输液。这位60岁的老人，手臂上还插着留置针头。

益童成长中心的墙上贴满了奖状

　　她站在益童之家的客厅中央指挥着孩子们摆桌吃早饭，顺道发现了纰漏：“昨晚的桌子怎么没擦？昨天是谁值日？”一个男孩站了出来，小声认了错，拿了抹布补救。何江萍批评了他几句，语气就像平常人家的妈妈在跟儿子说话。

何江萍给孩子们包饺子

　　益童之家里，受她照顾的孩子最多时有102个。他们来自青海和甘肃，8年前发生在玉树的一场地震，让他们成为孤儿。在这些孩子眼中，何江萍不只是一个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员，而是一个更亲近的角色——“老妈”。

益童之家的孩子在水边画画

　　何老妈忙完了一轮，终于腾出了时间，从笼屉里捡出一个剩下的馒头，就着豆腐乳吃了。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间，她匆匆填饱肚子，又赶紧走到厨房，揪着一把蒜薹开始择菜。这天是元宵节，老妈还想给孩子们煮些元宵吃，“毕竟是过节”。

　　阳台上，刚养了不久的两只大狗正懒洋洋地趴着晒太阳。客厅里，孩子们围在桌边预习新学期的功课。厨房里，何江萍手里择着菜，另一位工作人员杨文博正在颠勺，满是烟火气息。

　　对这些玉树孤儿来说，何江萍给了他们一个家。

　　“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听见了，就你一个人没听见！”

　　索南兰周的家，是在2010年4月14日被夺走的。

　　凌晨5点多，他和家里人还在睡着，感觉到一阵晃动，从睡梦中醒来了。他们走到院子里，晃动停止，大地仿佛平静了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地仍然是平静的，夜色褪去，天际出现一抹曙光。索南兰周和他的家人都以为是虚惊一场，事实上，不止他们一家这样认为。许多从房子里跑出来的人，又陆续回到了屋子里。

　　7点多，索南兰周如同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早上是晨练的时间，这个初中生站在操场上，等待其他同学。

　　他先听到的是声音。

　　即使过去了8年，那一天的一切，他依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出来。那种古怪的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像打雷，又像是什么东西撕裂了，难以分辨出声源是远是近。索南兰周此前从没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此后也没有。

　　那是地里发出的声音，当地震发生在表土层较薄的山区时，一部分地震波传入空气，变成声波，就会形成这样的声音。地声的出现，有时是在大地震动之前，就像一声悲鸣，预示之后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是一场7.1级的地震，发生在7点49分，地震震中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深度14千米。

　　地震发生时，索南兰周离教学楼不到100米。那座楼在他眼前“像豆腐一样从中间裂开，像被一把巨斧劈成了歪歪扭扭的两半，然后倒塌了”。他听到身边有女同学嚎啕大哭，而他在那一瞬间，大脑是空白的。

　　“还有好多老师和同学，还在教室里。”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他一路从学校跑回了家，然后发现，家没了。无论是亲人还是房子，都不复存在。用了8年的时间，索南兰周才能直面伤痛，重新回顾那段经历。“是老妈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勇气。”他说。

　　阿周也是在那一天成了孤儿，当时他才6岁。这个小男孩看着自己的母亲从废墟里被挖出来，头发蓬乱，沾满了泥土和血迹。

　　阿周一度和奶奶走散了，被暂时送到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儿慈会)，何江萍是孤儿救助项目的负责人。她给阿周洗澡，照顾他的起居。小男孩几乎每个晚上都做噩梦，梦到母亲最后的样子。何江萍只能用拥抱来安慰他。

　　8岁的小包子在地震来临的那一刻，被继父猛地推出了屋子，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砸成了一片瓦砾。他的继父、母亲、哥哥姐姐，以及1岁半的弟弟都还在屋子里。从那天之后，他家的户口本上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带着女儿去玉树援助建设的单亲父亲留下了唯一的女儿。在屋子外放羊的兄弟俩一扭头，家就没了。

　　当时送到何江萍身边的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2岁半。

　　因为乳腺癌，何江萍那时已离职在家，休养了四年多。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她动过收养一个地震孤儿的念头，但因为身体原因放弃了。2010年，中华儿慈会成立之初，何江萍身体已经好了许多，朋友把她介绍了过去。

　　玉树地震发生后，何江萍立刻动身赶赴青海。老伴儿匆匆取了钱准备捐款，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身体并不算好的妻子从那一年的4月之后，会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一副多么重的担子。

　　何江萍回忆，“当时儿慈会也是刚成立不久，没想一个多月后，玉树地震就发生了。”

　　作为一个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华儿慈会主要对孤儿、流浪儿等有特殊困难的少年儿童提供生存、医疗、成长等方面的救助。玉树地震发生后，浙江新湖集团将其捐助的一笔5000万元人民币的款项，指定用于玉树救灾，设立“新湖·玉树”专项基金。中华儿慈会联合共青团青海省委，开始实施“百名孤儿成长救助计划”，由益童成长中心负责，有1000万的专项基金划拨给了这个计划。

　　102名玉树孤儿成为这个计划的救助对象，其中有100名藏族孩子，1名土家族，1名汉族。益童之家承诺，抚养他们到18岁成年。

　　何江萍在灾区挨家挨户地跑，一家一家地找到一些孩子还活着的监护人，签监护权转移协议。阿周的监护权暂时没拿到，他被送回了奶奶身边。20多天过去了，何江萍该回京了，她不想放弃阿周，再次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这次，奶奶同意了。下午，孩子被送到了何江萍眼前。

　　“20多天没见，你想不想我？”何江萍问他。

　　阿周扭过头，像是在跟她赌气。何江萍乐了，她猜这孩子可能是埋怨自己这么久没去看他，就逗他：“小白眼儿狼，白疼你啦。”

　　小小的男孩一下就恼了，转过头看着何江萍，叫道：“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听见了，就你一个人没听见！”

　　小男孩说话时的表情，牢牢刻在了何江萍的记忆中。

　　校园中有猫开始叫，宿舍里孩子们听见，一个接一个地哭了

　　首批23名孩子，在2010年5月20日抵达了北京。6月30日，所有受到计划资助的孩子，都住进了北京市四季青桥西的海淀外国语实验中学。

　　孩子们大多只比何江萍的腰高一点点。夜里，校园中有猫开始叫，一声声就像婴儿在哭。宿舍里孩子们听见，也一个接一个地哭了，到最后成了一片泪海。

　　何江萍本科就是心理学专业的，她明白，那样可怕的灾难，那样沉痛的失去，这些孩子需要用很久去修复。除了安排生活起居，益童之家还给他们开设了心理健康辅导课。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去了天安门、故宫、长城。

　　几个月之后，由于身体或其他原因，一批孩子回到了玉树或去了其他地方。最终留在北京由何江萍照顾的，有67人。

　　在何江萍的记忆中，最初的两三年最艰难。益童之家刚成立，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积攒经验。给第一批孩子联系学校时，因为没有经验和社会基础，这些玉树来的孩子没能去公立学校就读。尽管私立学校减免了一部分学费，两个学期下来，仍然把1000万元的专项基金花了一半多。

　　“这还只是学费，还有其他日常的开销。孩子多，光是每年假期安排他们回一次老家，来回路费就得20万，很快钱就见底儿了。”何江萍一笔一笔地算着这些年的账目，忍不住偷偷叹气。

　　他们如今在天通苑租了两间房，一间180平方米用做女生宿舍，一间190平方米是男生宿舍和集体活动区域。房东晓得他们的难处，房租压得极低。房子离地铁站不到500米，这样好的位置，190平方米的那间每月租金是7000元左右。

　　“这些年虽然陆续也有小幅度的涨价，但仍然是同样条件下最低的了。”杨文博说。

　　何老妈说，益童之家是整个中华儿慈会所有项目里最难募集到善款的。因为比起那些烧烫伤的孩子和大病儿童，这些玉树来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长得漂漂亮亮，“眼泪指数最低”，“勾不起人们捐款的欲望”。

　　她咬着牙，发动自己所有的人脉，四处募集资金，甚至连亲朋好友都被她“搜刮”了一遍。她个人投在孩子们身上的钱，8年来早已不去算这个帐了。

　　她最揪心的，还是这些孩子们的前途。

　　这些从牧区来的孩子几乎都不会说汉语，甚至有些孩子因为在地震中受的刺激太大，出现了短期的智力退行现象，连数字、拼音都得从头开始学起。北京和玉树不同的气候和生活节奏，也让许多孩子适应不良。

　　索南兰周刚到北京就开始醉氧，晚上睡觉时，鼻血打湿了枕头都没有察觉。习惯了海拔4000多米的他，用了3个月才适应了北京。

　　他和一部分孩子开始学习工艺美术，其他的孩子有的学习舞蹈，有的学习体育，甚至还有学习玉雕和花丝镶嵌工艺的。有一个孩子学的是举重，已经拿到北京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冠军、全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第二名的成绩。

　　“教练说他是能参加奥运会的好苗子。”何老妈几乎对每个来到益童之家的人介绍这个孩子。“举重冠军”在一旁听着何老妈的夸奖，羞涩地笑着。

　　何老妈想着，要让这些孩子有个谋生的技能。她也担心他们不会与人相处，担心他们不会处理生活中的琐事。

　　孩子们平时住校，节假日回到天通苑。他们每天早上7点钟就要起床，打理个人卫生。每天都有人轮值，负责当天的卫生。

　　“起初是老妈帮我们排值日表，后来大家自己排。”索南兰周说。

　　益童之家还有个规矩，所有孩子无论大小，衣服破了都得自己缝。索南兰周学的是美术，衣服破得慢。他时常看着那些学舞蹈、体育的孩子，动不动就扯破了档，裂开了袖子，自己穿针引线。

　　2013年，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孩子有19个，其中18个考上了大学。按照约定，益童之家只会救助他们到高中毕业，往后的学费和生活费，孩子们需要自己筹措了。

　　有3个孩子在同一座城市读大学，其中的女孩阿雪每天打工5个小时，赚取10元的时薪。何老妈去看他们，约阿雪出来吃饭。阿雪算了算时间，感觉为难。

　　“那份工作她不能丢，否则下个学期的学费，她就交不出来了。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心里很难受，发现很多孩子虽然也能打工养活自己了，但真是太困难了，那样的话，他们就一点自习自我提高的时间都没有了。”何江萍再次联系新湖集团，帮一部分孩子联系到了一对一帮扶的个人资助者。

　　那一年参加高考的7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索南兰周也承认，自己十几岁叛逆期的时候，没少惹老妈生气。许多事他一想起来就后悔。

　　益童之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何江萍发起了义卖活动，号召学工艺美术的孩子们每人画几幅画，赠给来捐款的对象。索南兰周不乐意画，跟何江萍顶了几句嘴。

　　他去自己一对一的爱心家庭暂住，一路上忍不住想着刚发生的事。“一出门我就后悔了，但就是拉不下面子回去道歉。”他苦笑着说。那时候，这个叛逆期的少年倔强又敏感，像一个冒着气的火车头。

　　他在爱心家庭住着，终于忍不住跟爱心妈妈说起了这件事。爱心妈妈劝他回去就向老妈道歉。

　　事实上，索南兰周早就后悔了，爱心妈妈的劝说只是他服软的台阶。他拿出笔和画纸，用那两天的时间画了几幅画，回益童之家的时候都带了回去。

　　何老妈一见到他，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就像先前的不愉快没发生似的。

　　“老妈可能是在时刻保护着我。”索南兰周说。他高二时，何老妈提出要看他的美术作品。周末回天通苑的时候，索南兰周拎了自己的画回去。出乎他意料的是，何江萍看完了画，立刻把这个年轻人叫到一边，单独谈话。

　　“清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水平？”何江萍一脸认真地问。

　　“当然。”索南兰周叫问蒙了。当时一起学画的同学里，他可能不是最好，但是也不差。索南兰周就这么对何老妈说了。听了他的回答，何江萍脸色变了。

　　“换学校吧，这是你最后三个月的机会。”她说。

　　索南兰周那时候当然不服气，立刻反驳：“你对我连这点儿信心都没有吗？”然而何江萍告诉他：“这关系你的未来。”

　　学校换了，到了新的环境，接触了水平更高的老师和同学，索南兰周猛然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差”。艺考前最后的三个月，他铆足了劲，生怕叫老妈失望。

　　“这是我最难的时候，没有她这么细致的关心的话，可能我就上不了大学了。”他回忆着说。

　　2016年9月，他接到了青海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了一名大学生，学习广告设计。那一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有7个，7个都考上了大学，其中有4个是舞蹈专业，2个是美术专业，还有1个考上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这些孩子收拾行李，离开益童之家，甚至离开北京，去往全国各地。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哭了出来。一个女生说，“我身边有许多优秀的人，我要努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这个从没跳过舞的孩子高中阶段才开始学习舞蹈专业，用3年补上落下的专业课。起初每次压腿拉筋都会疼出一身的汗。她想对早已离开的父母说，“你们的女儿是坚强的”。

　　“孤儿”两个字从项目名称里去掉了，孩子们不喜欢这个称谓

　　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阿雪恰好就在那里。

　　当时她还没有毕业，在那边实习。第二天她就可以换班走了，提前收拾好了东西。晚上第一次爆炸声传来，阿雪和其他人都凑到了窗前。第二次爆炸发生时，玻璃碎了。

　　阿雪拎着包就往外跑，混乱中手机掉在了地上。身后的人群拥着她往前走，她怕被踩踏，不敢停下，只得被推着一起走到了外头。

　　公司说，让所有实习的人先各自回家。阿雪掉了手机，她那时唯一一个能够直接背下来的电话，就是何老妈的手机。她借了个电话，拨通了这个号码。

　　何江萍直接开着车去了天津，把阿雪接回了北京。她很担心阿雪，地震和爆炸，哪一个都叫人够受了。她把阿雪送到了爱心妈妈家，劝她休息一阵子。

　　“跟她聊天，问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问地震的事情。”何江萍说。

　　事实上，大多数孩子都没能从伤痛中真正走出来。曾有几个孩子上大学离开了北京，偶尔回来办事，人已经到了天通苑的楼下，最终却没有上去。还有很多孩子，在外面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往。有个孩子为了不在表格上填写父母情况，甚至放弃了助学贷款，宁可紧巴巴地打工。

　　“起初我还不理解，后来我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想了想，就明白了他们的想法”何江萍试着让自己更加细腻。她注意到，有个孩子私下表达过对“孤儿”这个称谓的厌恶。那时，益童成长中心的原名叫孤儿成长中心，所有的服装和旗子上，也都印着这两个字。

　　何江萍向中华儿慈会打报告申请了一年，终于把这两个字从项目名称里去掉了，改成了现在的“益童”。

　　她把太多的精力投在了益童之家，外孙出生后，女儿一度生病了，亲家恰逢有事，老伴儿也刚做了手术。即便这样艰难，女儿都没有给她打过求助的电话。

　　“她知道我没时间去的，”何江萍有些落寞地说，“她对我说，‘指望不上你’。”对这样的指责，何江萍根本没办法反驳。从2010年的那个春天之后，她再也没有在自己家里过过除夕、中秋，乃至任何一个节假日。

　　两年前，何江萍的癌症复发了，很快扩散到了其他脏器。她的腋下已经发黑发硬，医生让她长期静养，她说不行，“没时间”。住院静养被她改成了每天腾出半天工夫输液。

　　“再给我5年。”她说，“现在益童之家最小的孩子13岁，我一定要再坚持5年，把所有孩子都养到18岁。”

　　许多孩子一提起她的身体状况，眼眶里就含着泪水。

　　2018年的春节，何老妈照例是在天通苑过的。

　　平时围成一圈的长桌被摆成了两排，32个留在益童之家过年的孩子挤坐在桌子两边。桌上堆满了饮料和零食，锅里煮着饺子，是何老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包的。

　　孩子们轮流上去表演节目，人人都有一个好嗓子。大家站在一起，把手机的电筒打开挥着，高喊“我们爱你”。联欢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所有孩子挨个跟老妈拥抱。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许多已经高过了老妈，她一边笑着，一边使劲把他们向上抱起来，仿佛当他们还是小孩一样。

　　大年初一的饺子她是自己一个人包的，没有让孩子们插手。她怕他们包饺子技术不佳，下锅要是露了馅儿，“寓意不好”。

　　北京是长大的地方，玉树是家乡和根

　　索南兰周如今大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回到了青海，发现在北京住了7年的自己已经适应了低海拔地区的气候，重新回到高原地区，反倒用了一阵子才习惯。

　　然而这里毕竟是他的家乡，比起其他地方来的同学，他适应起来快得多，不至于“跑两步就开始喘”。他也庆幸，西宁的海拔毕竟比玉树低了不少。

　　对这个年轻人来说，玉树是他的家乡，是他的根，而北京是他长大的地方。

　　“北京的快节奏让我不能松懈，但是在老妈的身边，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家。”索南兰周说。他打算在毕业后回北京找工作，但他也说，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家乡，扎下根去。他想让那个记忆中的地方变得更好。

　　“或许可以用我的专业，对老家的古建筑保护事业做一些什么。”这个年轻人说。在北京这些年，他的汉语已经说得很流利，藏语也没有搁下。

　　当年那些孩子里年龄最大的阿措，毕业后早早回到了玉树。他和朋友一起贷款，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尽管他知道，作为一个设计专业的学生，留在大城市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更高的工资，更舒适的生活。但仅仅是“老家”两个字，就足以是他回去的全部理由。

　　“并没有觉得很难选。”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对北京的生活节奏和气候，他感觉不太适应。

　　在北京生活过3年，对阿措来说，是他的“收获”，让他有学可以上，有了“改变自己的能力”。他的人生追求不是“北上广”，而是“改变家乡”。

　　在阿措回玉树之前，益童之家对玉树的后续救灾项目往往需要专门派人去处理。这项工作后来直接交给了阿措，有书和衣服寄过去，何江萍就给阿措打电话，由他负责发放。用何江萍的话说，阿措简直是益童之家的“志愿工作者”。

　　“何老妈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感恩，她没有让我感恩她，而是感恩帮助我的所有人。而这种感恩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阿措觉得比起北京，家乡才是真正需要他的地方。他想尽自己所能，让家乡的人过得更好。

　　不止阿措和索南兰周这样想，益童之家的许多孩子，都想着将来回到家乡去。15岁的毛毛已经获得两次海淀区“三好学生”和一次北京市“三好学生”称号，成绩名列前茅。她想好了，将来要回玉树当老师。

　　“我受难后，发现人性的很多美。”阿措说。益童之家给过他家的感觉，这种温暖是何江萍赋予的，也是“何老师转变成何老妈”的原因。

　　那是在2010年的盛夏，最初改口的是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到最后，所有的孩子，包括当时已经快要成年的阿措，都叫何江萍“老妈”。

　　索南兰周也怀念这些美好，他和其他的孩子们曾经在一起玩玩闹闹，彼此扶持。他们会一起谈起曾经在老家的生活，也会期待未来的日子。

　　去年的母亲节，索南兰周和何江萍一起站在天安门前合了一张影，两人肩靠着肩，嘴角笑得弯弯的。

　　他把照片发在了朋友圈里，配上了一段文字：“妈妈，今天是一个您也许不会记得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么多年您辛苦了，自己要多注意身体。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阿周、阿雪、阿措、毛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