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拉贝

1937年9月起，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11月开始兵分三路进逼南京，美、英、德等国大使馆要求并组织本国侨民尽快撤离南京。但是有20多位外国人却毅然决然留下，他们中有商人、传教士、教授、医生。

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情况下我能离开吗？不能！富人们都跑了，剩下的都是穷人。如果说一点不怕是说谎。但这里存在一个道德点，作为一个正直的汉堡商人，至今无法逾越它。”

金陵女子文学院的魏特琳小姐（中文名“华群”）原计划1937年秋回美国休假一年，“七七事变”后，她改变了计划，决心与中国人共患难。她先后4次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撤离南京的要求，并在“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南京”的文件上签了名。她说：“如同危险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不应丢弃孩子，责任使我必须留下来。”

金陵大学教授、美国人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得知日军进攻南京的消息后，他冲破封锁，只身赶回南京，准备帮助难民。

1937年11月22日，10余位在南京的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选拉贝为主席。11月29日公布了15名委员名单，后增加至17名。南京沦陷前，安全委员会17名委员中有7人离开南京，拉贝等10位委员继续留下。

为了更有利于保护难民和受伤兵民，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当天，拉贝、马吉等8名委员与另外几名外国人士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简称“南京委员会”），推选马吉任主席。

在难民营中避难的难民，胸前佩戴一根布条作为区分标志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有3.86平方公里，设有25个难民营，最多时有高达30万人涌入安全区。拉贝自己的住所也收容了600余名难民；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的“妇孺收容所”内，妇女、儿童多达1.3万余人；城外栖霞山丹麦、德国合营的江南水泥厂，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卡尔·京特收容难民近2万人。

12月13日下午，拉贝等人将安全区公函交给日军，日军当局一方面作了“仁慈”表态，一方面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屠杀。为保护难民，拉贝在安全区插上红十字旗帜；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草坪铺上巨大的美国国旗并申明是美国学校；辛德贝格和京特将水泥厂牌匾换成“丹德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受大使馆保护”，在大门口和围墙插上丹麦和德国旗帜。

但日军仍经常以各种借口强行闯入安全区抓人、掠夺财物和强奸妇女，有时一天达几十起。为此，拉贝、魏特琳和两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不得不日夜守卫在难民营门口，或随时到日军施暴现场进行阻止和驱赶，使许多难民免于被抓捕、杀害或强奸。他们却时常面对枪口和带血的刺刀，甚至被刺刀划伤或受到殴打和侮辱，威尔逊甚至险些被枪杀。由于废寝忘食、过度劳累，魏特琳多次昏倒。

他们还冒着巨大风险，极其秘密地保护了许多士兵和多名高级将领。孙元良(72军军长）、邱清泉（教导总队参谋长）、廖耀湘（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就分别被魏特琳、贝德士、辛德贝格藏匿在难民营；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后藏身于美国大使馆和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拉贝在自己住所保护的602个难民中，有曾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参谋的龙应钦和周上校。这些人被设法秘密送出后，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拉贝从上海回国时，还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汉光打扮成佣人带到上海并护送到香港。

他们不仅竭力保护难民营的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阻止日军在安全区、难民营以外的犯罪。在安全区外，拉贝以德国人和安委会主任身份保护和救下多少人已无法计算；辛德贝格听说日军士兵在附近乡村糟蹋妇女，举着丹麦国旗前去阻止；日军火烧摄山镇，架起机枪不准救火，京特打着德国旗帜带领人员去灭火；魏特琳在大屠杀最残酷最危险的时候，带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进入安全区。在她的鼓励下，难民营的许多妇女指认被日本兵抓走打算全部枪杀的男子为亲人，保护了他们的生命。

美国医生威尔逊在医治被日军击伤右腿的14岁少年

在天寒地冻、物资奇缺的日子，为了安置和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他们千方百计搭建芦席棚、铺上木板稻草，筹集和购买粮食、煤炭、药品，设立粥厂，修建厕所，清扫垃圾。拉贝带头捐款，和大家一起筹钱给难民购买粮食，放弃了喝咖啡、吃面包的生活，和难民一样以稀饭蚕豆充饥，甚至忍饥挨饿。

除接济难民营外，南京委员会还竭力帮助解决养老院断粮断煤的困难。魏特琳为儿童弄来奶粉鱼肝油，妇孺收容所中曾有37名婴儿降生，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她说：“即使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给产妇和婴儿。”京特带领人扛着德国旗帜到农村收购粮食发给难民，辛德贝格开车给城内安全区送粮食。他们的艰苦工作使大量难民避免因饥饿而死亡。

南京分会会员、当时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籍外科医生威尔逊，每天要做几十台手术，几乎每小时要作一台截肢手术。对大部分无力支付的难民，南京分会都是免费治疗，为此每个月需要支出5000余美元。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建立诊所为难民和村民看病。对于受枪弹伤的难民，辛德贝格曾经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军关卡，将他们送到鼓楼医院进行手术。

为阻止日军暴行，这些外国人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军交涉。拉贝每天到日军暴行发生地极力阻止，事后将日军罪行写成报告分送美、英、德等国大使馆，并向日方提出抗议。魏特琳12月18日带秘书到日本大使馆提交日本兵闯进“妇孺收容所”强奸和抓走妇女暴行的记录，要求予以制止，日本大使不得不给她一张不许日本兵进入女子学院的手令。

12月21日，拉贝等委员组织南京城内的22名外国人，从鼓楼医院集结出发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签名信，提出制止纵火、停止破坏秩序、给难民最基本的安全和食品等三点严正要求。对日军的残暴罪行，马吉在两个月给日军和日本使馆写了400多封报告书和抗议信，史迈斯从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先后送给日本使馆69封抗议信。辛德贝格拟了“棲霞山难民致日军当局请愿书”，请拉贝代为转交。这些都迫使日军有所收敛。

这些文字、影像和照片等，在当年成了让国内外最早最真实了解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更是1946年开始的东京审判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