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器官捐献节目的录制现场，受者刘福碰到了叶沙父母，“一见面就觉得亲切”。他相信自己身体里的肺原本属于他们的儿子。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懵了”，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真想冲上去与他们相认。

　　图中五人都是叶沙器官的受捐者，左起：刘福、胡伟、颜晶、周斌、黄山。图片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我是叶沙，叶沙的肺。”

　　黑暗中，一个脸色黑黄、有些谢顶的中年男人慢慢浮现，右手轻放在胸口。他的暗红色球衣上用白色线条写着“YE SHA”“20”，胸口处简单勾勒出肺的模样。

　　他叫刘福，湖南涟源人，是一名肺移植受益者。他的肺来自一个16岁的男孩——叶沙。

　　2017年4月27日，叶沙因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父母将叶沙的心脏、肝脏、肺脏、左右肾脏、左右眼角膜进行了器官捐献，救助了7个人。

　　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下称“器官中心”）的策划安排下，7人中的5人从湖南、江西来到北京，拍摄了一部宣传短片。片中，他们选择了叶沙生前最喜爱的运动篮球，组成了一支名叫“叶沙”的特殊球队。

　　48岁的刘福是叶沙的肺，在队里列20号。49岁的胡伟是叶沙的肾，列1号。53岁的周斌是叶沙的肝，列4号。13岁的颜晶、22岁的黄山是叶沙的眼睛，分别列7号、27号。五人站成一排，球衣上的数字正好定格在叶沙离世、他们获得新生的2017年4月27日。

　　叶沙是这支球队里的16号，一个本该是人生里最灿烂、最美好的年纪。

　　“我们就是叶沙，叶沙就是我们。”周斌说，“我们是一个人。”

叶沙生前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熟悉的陌生人

　　2018年8月18日上午，刘福在长沙华天酒店的大堂里第一次见到黄山、颜晶。按计划，他们会一起打车去机场，一起飞往北京。

　　眼前的黄山一米七出头，皮肤黝黑，壮实敦厚，正在低头玩手机。刘福此前就知道他是眼角膜的移植受者，刚一见面，便下意识地看向他的眼睛。那是一双因为长期夜班而略显浮肿、眼角处带着血丝的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宽厚的脸庞上。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叶沙这层联系，那种感觉很奇妙。”刘福说，二人的年龄相差超过两轮，但见面时没有任何生疏感。他有些心疼黄山的眼睛，家长教训孩子似的说道：“不要一直看手机啊，要保护好眼睛。”

　　在黄山的印象里，刘福戴着一顶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帽子，面色青黑但身体健康，“怎么看也不像得过尘肺病的人”。

　　平时在公司里，黄山性格内向，不怎么说话，更喜欢对着手机消磨时间。但面对刘福，他把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因圆锥角膜导致眼角膜持续薄化、视力急速恶化的过程、手术后病情的恢复等等，一股脑全说了。他喜欢这个爽朗实在的大叔，答应他，等从北京回来就把夜班调到白班，“为了保护眼睛”。

　　两人聊天时，另一位眼角膜受者、年龄最小的受助人颜晶，在哥哥的陪伴下出现了。和刘福一样，黄山的目光最先集中到了她的眼睛——那双单纯的眼睛又黑又亮，在阳光下闪着光，看不出任何异样。他很高兴见到这样的颜晶，看看她手里的平板电脑，学着刘福的样子提醒她，“尽量少玩电子产品，这些东西对眼睛不好。”

　　2018年8月18日，黄山（左）和颜晶从长沙一起飞赴北京。受访者供图

　　这是颜晶第一次坐飞机，前天晚上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见到两位陌生的叔叔，她始终低着头，偶尔腼腆地笑笑。那是她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眼角膜移植手术前，因为一只与众不同的眼睛，她曾被同学们一次次地嘲笑、戏弄。

　　但这里没人嘲笑她。去机场的路上，大人们鼓励她唱歌，为她鼓掌喝彩。刚一到北京，她就收到了导演组送的漫画和玩具，别人谁都没有。渐渐地，她与大家熟悉起来，和年龄相对接近的黄山关系最好。她对这位“小叔叔”说起自己的偶像肖战，催着不怎么追星的他到QQ上为偶像点赞。

　　当天晚上，肝移植受者周斌还未赶到。在北京酒店的餐厅里，从长沙来的三个人见到了从南昌赶来的肾移植受者胡伟。大家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善意地打量着对方。看着几个人一一落座，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何一平突然发话了，“你们几个人移植的都是叶沙的器官。”

　　这是几个人第一次明确知道，他们移植的器官来自一位名叫叶沙的16岁少年。这个喜欢打篮球的男孩走得极为突然，一天之内，他的父母便决定捐出儿子身上几乎所有能用的器官。短暂的沉默后，刚刚加入小团队的胡伟最先开了口，“因为叶沙，我们才能重新呼吸、行走，重新生活。”胡伟认为，他们拥有一种无须言说的默契，“我们几个人相当于共体嘛。”

　　周斌做完肝移植手术后，向叶沙及其父母敬礼。图片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多打一个勾，再救一个人

　　第二天一早，在摄影棚里，刘福等人见到了叶沙的照片：腾挪的几个身影中，一个少年正在飞身上篮。

　　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嘴唇上冒出一层细细的绒毛，面孔还是稚嫩的。在一张照片里，他穿着靛蓝色校服，高鼻梁、单眼皮，眉毛粗黑整齐。

　　在母亲段念可的记忆中，叶沙性格腼腆，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几名，拿过月考二等奖、化学单科王、数学竞赛一等奖。“平时，他喜欢唱歌、打鼓，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说起儿子，段念可嘴角上扬，脸上开始浮现笑容。但只一瞬间，幸福变成了痛苦，眼泪从脸上滚落下来。

　　自从儿子走了，原本健谈的父亲叶俊杰几乎不说话了，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记得最后一次跟儿子说话是2017年4月26日中午12点。叶沙打电话来说头痛，叶俊杰让他先回家。当叶俊杰赶回家时，叶沙一个人倒在地上，“喊不应了”。

　　叶俊杰开车送儿子到附近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下称“湘雅二院”），只用了十来分钟，但还是太晚了。送到医院时，经医生诊断，叶沙颅内出血严重，自主呼吸微弱，深度昏迷，对任何刺激无反应，即便进行开颅手术，挽回的希望也很渺茫。

　　4月27日上午7点20分，叶沙被宣布脑死亡。

　　“如果当时电话里我让他找老师、去医院，现在也许是另一个结果。”叶俊杰捏着一支抽了大半的烟，抬头纹更深了。

　　叶沙被宣布脑死亡后，湘雅二院器官捐献协调人员很快开始接触家属，叶俊杰先是动了捐献儿子眼角膜的心思，但段念可不同意。她怎么也接受不了，前一天还好好的儿子，转眼间就成了医生口中的脑死亡病人，“人一下子就没了，还要把器官捐出去，太残忍了！”

　　叶俊杰尊重了妻子的想法，但医院墙壁上“器官捐献，生命永续”的标语在他心里徘徊不去。第二天一早，他给一名做医生的老同学打了电话，请她劝劝段念可。

　　老同学的话很简单：孩子走了，家里的气息没多久就散了。但如果捐献了他的器官，只要器官还在跳动，就相当于孩子还活着。

　　段念可听了老同学的话，又想起儿子想要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做医生的愿望。她被说服了。

　　叶俊杰记得，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字时，心脏、肝脏、肾脏、肺脏、眼角膜等器官名称列成一排，同意捐献哪个，就在“确认”项前打勾。叶俊杰一个对勾一个对勾打下来，到肺脏时突然停下了，他抬头问了问负责协调捐献的何一平，“我能留下肺吗？我总得留点什么吧？”

　　何一平什么都没说，轻轻点了点头。叶俊杰的老同学却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眼神指了指肺脏一栏的空白。她知道，有病人等着肺源活命。

　　就这样，叶俊杰在肺脏一栏又勾了一笔，“还能再救一个人，好事。再打一个勾而已。”

　　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所有的签字确认程序敲定了。

　　4月27日晚，湘雅二院为叶沙进行了器官摘取手术。手术前，段念可的头抵在叶沙胸前，手掌来回摩挲他的胸口，不敢相信儿子真的没了心跳。叶俊杰语无伦次，哭得泣不成声，“你怎么丢下爸爸妈妈就走了！”

　　手术室内，8名身着手术服的医护人员站成两排，鞠躬，默哀三分钟。之后的五六个小时中，他们把叶沙的心脏、肝脏、肺脏、双肾和一对眼角膜一一取出、包好，放进专用冰桶，又为叶沙缝合遗体，擦拭身体，换上全新的衣裤、鞋子，再次鞠躬致意。

篮球场的叶沙。图片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他在我这里很好、很棒”

　　4月27日晚，叶沙器官摘取手术的同一时刻，刘福也躺在湘雅二院的手术室里。

　　他记得自己是在深夜12点左右进入手术室的。不一会儿，有人拿着一只储存箱走进来，几名医护人员都围了上去。“弹性非常好，供体质量非常好，”刘福听见医生说，似乎有人捏了一把。他知道，箱子里那只富有弹性的肺，即将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那时的刘福已被尘肺病折磨了19年。

　　这个出生在湖南涟源的农村娃，18岁起就在不同的矿井间辗转。今年钨矿，明年煤矿，无论在哪儿，炮眼总是轰地炸响，矿块迸射的瞬间撒下无数粉尘，把人都湮没了。时日久了，粉尘长进身体里，把皮肤变成青黑色，把肺沤烂。1998年，28岁的刘福被确诊为尘肺病，人佝偻着，瘦得皮包骨头，肺里 “呜—呜—”地拉着风箱。

　　2015年，刘福的父亲和妻子相继离世。他说服妻子的几个兄弟，捐献了她的三个器官，但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等着别人的器官救命。那之后没多久，刘福自己就收到了医院的病危通知单，要想活，肺移植是唯一的出路。

　　但活的代价太大了，仅手术费就要五六十万。他为自己想好了死法，找了一段半人高的栏杆，却怎么也翻不上去。

　　直到移植手术的当天早上，他都没想过自己能等到肺源。收到通知时，他把头埋进被子里，儿子躲进了卫生间，两人的哭声穿透了整个病房。

　　术后醒来时，刘福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的肺在正常“运转”，他的呼吸是那样舒服、顺畅。医生的眼光很准，它非常健康。

　　4月27日晚，叶沙器官摘取手术的同一时刻，胡伟也躺在湘雅二院的手术室里。

　　那天上午，湘雅二院询问妻子当日能否赶到时，她还没有意识到电话那头有一个可以改变丈夫命运的肾脏。她给胡伟打了个电话：“我能打完这圈麻将吗？”

　　胡伟的母亲死于肾病，父亲做过肾移植，2016年胡伟也得了尿毒症。隔天一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让他日益衰弱，黑色的疙瘩在身上成片地往外冒，就连小解都成了一种奢望，“每次只有几滴”。

　　手术后将醒未醒时，胡伟发现自己有了尿意，他对医生大喊：“我要尿尿！我要尿尿！”这表明新的肾脏已经开始工作，他从此不再需要透析。

　　两个月后，长沙的一家眼科医院里，颜晶进了手术室。从叶沙身上取出的最后一个器官——一片眼角膜，将让她的右眼重见光明。

　　12年前，颜晶带着右眼上的一个浑白色的肿瘤来到这个世界。家人告诉她，那只是一块“胎记”。

　　因为这块“胎记”，颜晶的世界一天比一天黯淡，学校里也总有人对她嘲讽、排挤、恶作剧。颜晶知道自己的不同，从不向家人述说学校的遭遇，她经常在睡前告诉自己，或许一觉醒来，“胎记”就不见了。

　　这一次，颜晶在麻药的作用下很快睡着了，醒来后“胎记”真的没了。术后长达一年的恢复期里，她右眼中的世界从模糊慢慢变得清晰。她不知道谁给了她角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她有时会想：“如果他知道是我用他的眼睛看世界，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事实证明，包括刘福、胡伟、颜晶在内的所有受者恢复得都很好，医生对那些来自叶沙的器官评估很准确，“非常好，非常健康”。

　　2017年4月28日叶沙的追悼会上，受者们送来几段录音，向叶俊杰、段念可讲述他们的孩子在自己体内的近况。

　　叶俊杰听到了胡伟的声音：“孩子的爸爸妈妈你们好，你们孩子的部分捐体，在我身体里安家了。它现在很好、很棒，我会带着它一起好好感受世界，真的非常感谢，感谢你们的孩子，感谢你们的大爱，谢谢了。”

　　叶俊杰捧着手机久久不愿放手，像是握住了叶沙的身体。

2018年8月19日，受者们在北京拍摄视频。受访者供图

　　“我必须去，我有这个义务”

　　叶沙是2017年湖南省第110例器官捐赠案例，也是捐献数量最多的案例之一。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下称“器官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除了移植医生、移植医院稀缺以及手术费用高昂，供体缺乏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全国各地，排队等待的病人和救命的器官之间，阻碍重重。

　　为了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发展，2017年8月，器官中心开始寻找那些足以打动人心的故事并拍成视频，最终找到了叶沙。

　　“叶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名字，它只是器官中心为那个捐献了多个器官的16岁男孩取的化名。因为在器官捐献、移植过程中，捐献者、受捐献者必须遵循“双盲原则”，互不知晓对方信息。这样既可以减少器官买卖行为的概率，又可以避免捐、受双方受到不必要的压力或骚扰。

　　这一次，器官中心仍然没有打破“双盲原则”。来北京拍摄的受者们不知道叶家人的姓名、住址等真实情况，叶沙父母也是一样。

　　在“双盲”的前提下，策划、安排此次拍摄的何一平只能通过进行移植手术的医生们辗转联系受者，依次征求7人的意见。当她几经周折找到受者或其家属时，遭遇的却是不信任。

　　2018年8月，颜晶的母亲接到何一平的电话时觉得不靠谱，便询问了长沙的朋友。对方查阅信息后回复“没听说有这回事”。

　　黄山接到电话时同样以为遇到了骗子，“那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眼角膜是从哪来的。”

　　何一平只好一家一家打电话解释，报上他们接到医院通知可以移植的时间、具体的手术时间等信息。信息一一对上了，受者和家属们才打消了疑虑。

　　不过，7人中有人拒绝了。“很多器官移植受者受到歧视，可能影响到工作，也容易被人指指点点。”器官中心宣传部主任张珊珊说，这很正常。

　　最终，5人答应出镜。

　　术后热心参与器官捐献志愿者活动的刘福，答应得十分干脆，电话里只谈了一分半钟就同意参加。周斌没有拖泥带水，带着妻子和孙子一起来到北京。黄山告诉父亲，“我必须去，我有这个义务”，为此还专门和同事换了班。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剧烈运动的胡伟，一开始担心会让他打球，听说只是摆拍后还是答应了。

　　颜晶的妈妈替女儿做了主。当她在电话里听说捐献者是个16岁的男孩时，一下子哭了。“虽然不知道他是谁、长什么样子，但我理解父母的心情。”

　　每年4月27日，为叶沙扫墓

　　2018年8月19日早7点，刘福、颜晶等一行人就从王府井附近的酒店赶到了奥森公园的摄影棚，简单化妆，换上事先定做好的球衣。

　　打头阵做示范的是老大哥周斌。这位53岁的司法所长来自广西桂林，国字脸，短寸头。做完肝移植手术后，他插着导管，躺在病床上为叶沙和他的父母敬了一个军礼。他还曾被评为优秀干警，没少在公众场合做报告。胡伟等人说他讲话干脆利落，“口才好，能适应场面。”

　　颜晶对这位周叔叔很崇拜，“想象他平时管教犯人、抓坏人的样子，肯定很威武。”

　　随着灯光亮起，导演一声“开始”，周斌单手放在胸前，一字一字说出自己的念白：“我是叶沙，叶沙的肝。”这个头开得不错。

　　但拍到颜晶时，这个生长在湘西大山里的小姑娘紧张了。简简单单一句话，她背了很多遍，在镜头前还是打磕绊。

　　头天晚上便混熟了的叔叔们，想着法子帮颜晶放松。刚才还一脸威严的周斌凑过来，笑着将她封为队长：“队长，拍完你就成名人了，紧张啥？”“是啊队长，以后出名了别忘了给我们签名。”其他几人附和着。

　　单人念白后，还要拍摄打球环节。5人里唯一会打篮球的周斌成了教练，运球、传球，各种动作一板一眼地来了一遍。8月天热，摄影棚里没有空调，头顶上又有大灯烤着，一时间周斌的头脑有些恍惚，身子有点晃。

　　拍摄间歇，受者们凑在一起聊天，聊各自身体的康复，聊叶沙，聊叶沙的父母。

2018年8月19日，受者们在北京拍摄视频。受访者供图

　　5人中，刘福是唯一见过段念可、叶俊杰的人。手术后，他在湖南电视台的节目里看过关于叶沙的报道。虽然人物是化名，但叶沙的捐献时间和自己的移植时间完全能对上，他暗暗记住了叶沙父母的脸。

　　2018年4月20日，在一次器官捐献节目的录制现场，刘福碰到了这对夫妇，“一见面就觉得亲切”。他相信自己身体里的肺原本属于他们的儿子。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懵了”，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真想冲上去与他们相认。

　　几乎同一时间，叶俊杰、段念可也以同样的方式认出了这位曾经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受捐献者。他们叫住与刘福一同录节目的一名志愿者，悄悄地问，“是不是他移植了我们儿子的器官？”

　　志愿者本着“双盲原则”撒了谎，“刘福的手术三四年前就做了。”

　　8月19日晚8点，拍摄终于结束。在球队最后的集体照中，“队长”颜晶手持篮球居中站立，头微微昂起。她的左侧依次是胡伟、刘福，右侧是周斌、黄山，5个人的球衣组成了一个日期——2017年4月27日。

　　拍摄结束的第二天，5位受者便各奔东西。临别前，他们做了一个约定：以后每年4月27日，无论大家人在哪里，都到长沙的凤凰山陵园小聚，为叶沙扫墓。

　　“让叶沙吃上妈妈做的月饼”

　　2018年，段念可在家中开了一个烘焙坊补贴家用，生意不错。儿子过世后，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烘焙坊是由叶沙生前卧室的一部分改造的，面积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台烤箱支起来，一屉屉的糕点就香喷喷地出炉了。社区里的几位老人在烘焙坊帮工，热闹忙碌，这让卧室剩下的部分更空了。叶沙去世后，他生前的物品基本都被捐了出去。

　　自从那次见到叶沙的父母后，刘福一直默默关注着这对夫妻。听说他们家中的经济条件不好，便想找机会做点什么。“虽然我自己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但如果他们有困难，我一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刘福说。

　　胡伟也有过这样的想法。5人中，他家的经济状况最好。刚做完手术时，他就问过医护人员，能不能见见捐献者的家属，“无论是给一些经济上的回报还是当面致谢，都是我的心意。”医生说，根据“双盲原则”，他们不能提供对方的信息。

　　这一次，刘福从何一平那里得知了烘焙坊的事。临近中秋时，他在微信群里提议，今年中秋节，要让叶沙吃上妈妈亲手做的月饼。几个人一拍即合。

　　通过何一平，5个人都买了一些月饼，患糖尿病的胡伟订了木糖醇款。他们特意选在中秋节前两天才下单，避开了订单的最高峰。

　　叶沙的父母并不知道自己的客户是谁。他们总会问自己：“孩子在哪里继续活着，他们还好吗？”

　　2018年9月20日，段念可在器官捐献志愿者群里看到了器官中心制作的短视频《一个人的球队》。一个多小时里，她把这段视频看了数十遍。她看到5个穿着“叶沙”球衣的陌生人，知道叶沙的器官正在他们体内鲜活地跳动。她把视频转给了丈夫叶俊杰。

　　一年多来，叶俊杰对儿子的猝然离世渐渐释怀，但还是失眠。

　　深夜醒来，他想着儿子，一句一句哼出一首歌。其中两句是“你在的时候我与你不曾相识，当你离开，你成了我至亲至爱的人。”他想象着，那些和儿子从无交集的陌生人，因为他的器官重获新生。在某个他不知道的角落，他们成了自己的至亲至爱。

　　（应受访者要求，刘福、周斌、胡伟、颜晶、黄山、段念可、叶俊杰为化名）